《東方收藏》雜誌
葉英挺/ 文
龍泉窯始於西晉,窯火一直持續至清代,在長達一千五百多年的燒製歷史中積累了洋洋大觀的器物品種。 諸多器型或受其他窯口感染,或受時代好尚浸染,共性的品質特徵自然難以抹殺,但這其中還有一類器物,比如五管瓶、龍虎瓶、雙魚盤等,卻是龍泉窯獨一無二的傑作,也最能反映龍泉窯自身的地域文化個性和風格。 本文所述的牡丹瓶即是一例。
龍泉窯牡丹瓶流行於元明,以主題紋飾多為刻飾或貼飾纏枝牡丹而得名,也有貼飾纏枝菊紋或刻飾纏枝蓮紋者,所以牡丹瓶之名並不確切,只是一種習慣上的泛稱而已。 而優美的長頸喇叭口亦使此類瓶獲得另一個雅稱:鳳尾尊。 它是元代龍泉窯新創的品種,高度多在五十公分以上,器型碩大,胎體厚重,器身由不同部件接合燒成。 牡 丹瓶傳世數量頗多,形制大同小異,基本造型是一個三段式:上部是長頸喇叭口,通常飾以弦紋、蕉葉紋等輔紋,或貼飾與主題一致的折枝花卉紋;中間是圓鼓飽滿 的腹部,刻飾花葉並茂的纏枝牡丹,或是貼飾疏朗有致的纏枝牡丹、纏枝菊;腹以下弧收或束收,刻飾狹長蓮瓣紋,元代時近足處多外撇,圈足挖底貼燒,至明代早 中期則多挖底套燒,故近足處通常有接痕裝飾成的凸棱。 此種三段式造型或源自花觚、觚式瓶之類, 但就瓶式而言,早在北宋時期即有類似雛形的瓶形出現。
牡丹瓶在韓國新安海底沉船,元大都遺址及1970年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白塔村元代窖藏(現分別藏於北京國家博物館、內蒙古博物館),1987年杭州市朝暉路元代窖藏(現藏於杭州歷史博物館)等遺跡中均有發現。 國內外諸多公私收藏中亦頗常見,如兩岸故宮博物院、北京頤和園管理處、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日本和泉市久保物紀念美術館等均收藏有製作精美,器型碩大的龍泉窯牡丹瓶。 大 維德基金會收藏的牡丹瓶高達72公分,器型修長,口沿刻有銘款,可為此類大瓶的斷代標準器,並為器物用途等相關考證提供了有力依據,銘文如下:“栝倉劍川 流山萬安社居奉三寶弟子張進成燒造大花瓶壹雙捨入覺林院大法堂佛前永充供養祈福保安家門吉慶者泰定四年丁卯歲仲秋吉日謹題。”括蒼即今麗水,“劍川”乃龍 泉舊名,泰定四年為公元1327年。 據銘文內容可知,大瓶在當地作供奉寺廟之用,且成雙定制。 如內蒙古窖藏出土的龍泉青瓷大瓶即為一對,並與帶“己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爐一個”款的鈞窯香爐同出,“己酉年”是元至大二年即1309年。 元代供養器流行大瓶一對加香爐的組合,如大維德至正十一年銘文款青花雲龍紋象耳瓶上的銘文即明確提到大瓶一雙和香爐的搭配。 江西省撫州市元至正八年(1348)墓也曾出土景德鎮窯仿製的此種龍泉青釉大瓶,這頗能說明元代龍泉窯青瓷大瓶當時的影響力與市場需求。
除了用作供養器,元代龍泉窯牡丹瓶應是外銷瓷中的重要品種之一。 漂洋過海的牡丹瓶入鄉隨俗,通常被根據當地的審美習慣加以改頭換面,比如口部被削去一截,然後包鈐美麗的銅邊、銀邊,有些底部也扣上金屬,上下呼應,而截下來的那部分又做成了碗的喇叭形高足,這在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宮收藏的龍泉窯牡丹瓶中十分典型。 通過多個個例統計還發現,外銷牡丹瓶似以貼花裝飾為多(包括頸部貼飾折枝牡丹),而本土的供養器牡丹瓶則以刻花為多見。 部分龍泉窯牡丹瓶中還有一個特殊現象(比如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宮、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的龍泉窯牡丹瓶),即頸部狹長蓮瓣紋呈二重與單層間隔狀,此或為當時外銷訂貨的專門設計。
從文獻及傳世收藏情況來看,明代龍泉窯牡丹瓶的燒造量及其影響力較之元代有過之而無不及。 首先,明代牡丹瓶用作供養器更加流行普遍。 此方面有多個實例,如英國大維德基金會就藏有“宣德七年(高44.2厘米)”和“景泰五年(高69厘米)”供養款的牡丹瓶。 香港佳士得2012秋拍2286號拍品“明宣德七年龍泉青釉纏枝蓮紋鳳尾尊”,與大維德基金會“宣德七年”牡丹瓶為成對製品,兩瓶造型、紋飾、尺寸一致,頸部銘文內容相連,全文如下:“明宣德七年七月吉日造。天師府用。兒者元。家門青吉。人口平安者”。 從銘文可知這對瓶子當初是獻給“天師府”的供養器。 與諸多同類器物相比,這一對牡丹瓶的造型有些特殊,頸部特別長,可能是為了方便刻字,這樣銘文剛好刻排在一片蕉葉里,不用費心紋飾要怎麼調整。 大維德這只瓶口部削小過,可能進一步加工過。
“景泰伍年”牡丹瓶尺寸較大,腹部分上下兩段分別刻飾纏枝牡丹和靈芝紋,牡丹呈陽文,靈芝呈陰文。 頸部刻豎排銘文“景泰伍年福里鎮安社信人楊宗信喜捨恭入本寺供養□自身延壽者(高69厘米)”,上覆荷葉,下托蓮座。 此瓶可為明代中期牡丹瓶的典型。
另, 德國納高2005春拍0573號拍品“龍泉窯青釉刻字花紋觀音尊(高50.7厘米,德國大收藏家Georg Weishaupt藏品)”,頗能代表明代晚期牡丹瓶的風格,此件亦為供養器,頸部刻銘文:“蓬堂信人周貴點出心喜捨青峯庵寶幷一對祈保眼目光明男周承教 承德二人合家大小平安天啟五年十月吉”。 此與陳萬里先生龍泉仿古記裡所提到的牡丹大花瓶半字不差,可能為同一物或配對之物。 陳萬里先生還在書裡(《瓷器與浙江》龍泉仿古記一,頁65,中華書局,民國三十五年版)記述道:“從前這種花瓶香爐在寺廟裡很多,後來曉得系值錢的東西,就有許多人偷了出來賣錢……”以上這幾件帶供養款的牡丹瓶無疑都是當時流失出去的。
明代的這類牡丹瓶除了供奉於寺廟外,另一種重要用途是插梅,並用於陳設空間較大的廳堂。 臘梅和龍泉大瓶,曾是明代人所鍾愛的搭配。 明代的漆器上即能見到類似題材的圖案。 高 濂(1573—1620)《遵生八箋》“論諸品窯器”中提到“(龍泉窯)立地插梅大瓶,諸窯所無”;又“瓶花三說·瓶花之宜”謂:“冬時插梅必須龍泉大 瓶……高三四尺以上,投以硫磺五六錢,砍大枝梅花插供,方快人意。”高濂提到的龍泉大瓶即是尺寸高達六七十公分的牡丹瓶。 “冬間插花,畏冰凍,瓶質厚者尚可,否則破裂”。 南宋楊萬里有首詩寫插梅的小瓷瓶被凍裂,裡面的水結成了冰瓶,連著梅枝都凍結在裡面,題記曰“梅花數枝,篸兩小瓷瓶。雪寒一夜,二瓶凍裂,剝出二水精瓶,梅花在焉,蓋冰結而為此也。”龍泉大瓶的獨到之處即在於胎質厚重,極耐磨用,不易茂篾,包括冰凍。 明代牡丹瓶在形制上普遍比元時更大,胎體更為厚重,器身分多個部分拼合,尤其腹部分上下兩段拼合為元代所無,有的上下段上小下大十分明顯,看似小瓶套於大瓶。 這些設計的改進除了方便成型,也更能經受熱脹冷縮的考驗,應都是出於實用目的而來的,並包括經驗的積累。 南宋時若有龍泉牡丹瓶問世,估計也不會有楊萬里的那首詩了。
元明龍泉窯青瓷的市場價格一直徘徊不前,唯獨明初龍泉窯官窯器在國內市場呈水漲船高之勢,高者已達六七百萬,低者一般也超過百萬,而普通元明龍泉窯青瓷即使精品,也很少突破百萬元大關。 其實元明龍泉窯青瓷尤其如本文所述的牡丹瓶等大器,工藝高超,氣勢宏大,內涵豐富,尤其一些製作精美的作品其藝術水準不在一般的官窯器之下,其升值空間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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