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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文物鑑定與鑑賞》

作者：周安慶(江蘇南京)

五代十國是我國唐末歷史上的割據混戰時期，偏安江南一隅的區區弱國南唐王朝，聚集了董源、巨然、周文矩、顧閎中、徐熙等一批卓爾不群的國畫大家，他們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耕耘，終於成就了一番絢麗輝煌的藝術天地。

董源(？-約962年。史上一作“董元”)是這一時期的山水畫大師。 其字叔達，鐘陵(今江西進賢、一說為今江蘇南京)人，因曾擔任過南唐翰林圖畫院北苑副使，世人故稱“董北苑”。 董源傳統花鳥、人物、禽獸畫皆精，但對於山水畫藝術的貢獻最大。 其山水畫主要承繼王維、李思訓等前代名家筆墨精髓，多以水墨、或略施青綠皴染等技法，藉以表現明媚蔥秀的江南山水情境。 丘陵渾圓柔和，遠近洲渚掩映，嵐氣瀰漫飄渺……復歸自然、“天人合一”的山水精神，在其畫作中亦得到了相當程度上的體現。 董源所創造的“披麻皴”筆墨技法，豐富了中國傳統山水畫的表現語彙，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

董源存世畫作不多，主要有《夏山圖》(現為上海博物院典藏)、《夏景山口待渡圖》(現為遼寧省博物館典藏)、《瀟湘圖》(現為北京故宮博物院典藏)、 《寒林重汀圖》(現為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典藏)和《溪岸圖》(現為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典藏)等。 由於距今時間較遠等緣故，人們對這些存世畫蹟的真偽問題，依然不乏學術爭議。 台北故宮博物院現藏有一幅董源的山水畫軸《龍宿郊民圖》(絹本水墨小青綠設色，縱156厘米、橫160厘米)，但因原作無款，關於該畫究竟描寫的是什麼內容等，史上同樣存有不同看法和推測(見圖1)。

圖1唐董源《龍宿郊民圖》

先讓我們一起徐徐展軸品讀，董源在此主要兼用“平遠”“深遠”法構置圖像，佈局上開下合，遠近虛實呼應，濃淡疏密有致。 畫家以水墨勾染圖境，又以淺絳、青綠等色彩恰當地敷染。 畫面中深厚渾圓的山巒，就是用典型的“披麻皴”技法描繪出來，山巔存有礬頭，遠際淡靄輕嵐，空寂寥廓迷人；山中草木蒼翠茂盛，澗泉清溪曲折；山下河流潺潺，水中有人聯舟兩艘，擂鼓齊力奮進，呈“龍”形狀作舞，河岸上一干人或踏歌作樂、或相互作揖；人們隱約可見山麓小村民舍，行人雞犬，其間插有彩旗，蒼樹懸掛巨燈……蒼翠蓊鬱的山水之間，一派郊野節日的歡樂生動景象。 整幅畫軸筆墨蒼潤有致，清秀蔥鬱，虛實相映，水墨之間還流溢著浮翠之色，具有很高的繪畫藝術及史料研究價值(見圖2-圖4)。

圖2局部1

圖3局部2

圖4局部3

關於這幅畫作的來歷，人們早先並不知道創作者是誰，晚明文人、書畫鑑藏家詹景鳳所撰的《東圖玄覽編》大概是現存最早對此記錄的典籍文獻了。 據詹景鳳稱，萬曆年間曾在成國公朱希忠家見過此幅無款畫作，“此圖無款識，亦無前代明賢題字，相傳為董源《龍繡交鳴圖》，圖名亦不知所謂”。 [1]

明末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書畫大家、鑑藏家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香光居士)從松江(今屬上海)文人潘光祿手中，買得該圖軸後如獲是寶，於是在此畫詩塘中寫道：“董北苑《龍宿郊民圖》真跡，董其昌鑑定。《龍宿郊民圖》，不知所取何義？大都簞壺迎師之意，蓋宋藝祖(注：指宋太祖趙匡胤)下江南時所進御者。名雖謟，而畫甚奇。”董其昌為此畫定名後，似乎仍有不解之惑，接著又寫道：“餘以丁丑年三月晦日〔萬曆五年(1577年)三月三十日〕之夕，燃燭試作山水畫，自此日復好之。時往顧中舍仲芳家，觀古人畫，若元季四大家，多所賞心，顧獨師黃子久(公望)，凡數年而成，既解褐。於長安好事家借畫臨仿，惟宋人真跡馬(遠)、夏(圭)、李唐最多，元畫寥寥也。辛卯(萬曆十九年、1591年)請告還裡，乃大搜吾鄉四家潑墨之作，久之謂當溯其原委。一以北苑為師，而北苑畫益不可多得。得《溪山行旅(圖)》，是沈啟南平生所藏，且曾臨一再，流傳江南者。而考之畫史，北源(注：這裡應為“苑”，此系董其昌筆誤)設色青綠山水，絕類李師(注：應為“思”，此系董其昌筆誤)訓。以所學《行旅圖》，未盡北苑法。丁酉(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典試江右歸，復得《龍秀(注：應為“宿”，此系董其昌筆誤)郊民圖》於上海潘光祿，自此稍稱滿志。已山居二十許年，北宋之跡，漸收一二十種，惟少李成、燕文貴。今入長安，又見一卷一幀。而篋中先有沈司馬家黃子久貳(注：應為“二”，此系董其昌筆誤)十幅，自此觀止矣。如君平之卜肆，下簾之後，止勿複卜矣。天啟甲子九月晦日〔天啟四年(1624年)九月三十日〕。思翁識。”(見圖5)

圖5局部4

此外明末崇禎八年(1635年)中秋，董其昌還在南唐董源《夏山圖》畫卷上題跋云：“上海潘光祿有《龍秀(宿)郊民圖》，其婦翁莫雲卿所遺，並以售餘，餘意滿矣。”從中可知該圖曾是潘光祿岳丈、董其昌前輩好友莫是龍(字云卿)的藏品，至於它究竟是如何從成國公朱希忠家傳至莫是龍手中的，現今尚無法釐清。

清初文人王鴻緒亦在該畫詩塘的最左側題跋：“董文敏(其昌)《畫禪(室)筆記》載：北苑《龍宿郊民圖》、《蜀江圖》、《瀟湘圖》，皆在吾家，筆法如出二手。又所藏北苑畫數幀，無復同者，可稱畫中龍。夫書法以右軍(王羲之)為龍，而畫推北苑為龍，其稱許者至矣。此畫入本朝，歸前輩莊澹庵宮庶(冏生)，後歸餘座主崑山大司寇徐公(乾學)。今為餘有，子孫其世寶之。康熙丙戌八月望日〔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八月十五日〕，王鴻緒識。”(見圖6)從中可知明末崇禎九年(1636年)董其昌故世後，該畫軸先後嘗由明末清初文人莊冏生、徐乾學以及王鴻緒本人典藏。

圖6局部5

入清以後，《龍宿郊民圖》歸藏於北京皇宮寧壽宮中。 喜好雅玩的清高宗乾隆皇帝觀賞後，先是該圖軸上題詩一首：“'龍宿郊民'語甚奇，董源嘉跡世所知。香光鑑定幀首題，求說不得強為詞。謂或簞壺迎王師，爾時藝祖駕未移。曹彬命往三軍司，龍宿民迎語何來。細觀畫如首夏期，頗有黃葉標樹枝。郊原未見出耕犁，正民望雨龍見時。兩船列泊川之涯，諸童揶揄揚彩期。又如拔河競水嬉，其事亦近請雨為。畫名命義似合宜，誠合否乎吾猶疑。鄭俠繪圖此法貽，此非諂也實箴規。為君者宜敬念茲，北苑妙筆神淋漓，吾又何能贊一辭。”接著又題跋云：“董源此圖，元以前無辨及者。明董其昌題幀端，謂是藝祖下江南時所進禦。考宋史，開寶七年(974年)九月，(宋太祖)命曹彬、潘美將兵伐江南。(開寶)九年(976年)正月，禦明德門，見李煜於樓下。則是宋祖並未親征江南，安得有郊迎事。若以為指彬美，又不得儗之為龍。況曹彬傳，敘自濟江後，連破江南軍，亦無迎師語。蓋其昌於圖名不得其解，從而為之辭耳。而張醜《清河書畫舫》 ，則以為寫太祖登極事。時董源正仕南唐，何由畫宋汴京即位儀節，且所圖亦與受禪不類，其舛更不待辨。按傳稱龍見而雩，注之者曰，建已之月，蒼龍宿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今閱圖中景，頗似初夏，而兩舟銜貫艤水次，眾皆聯臂舞躍，彷彿古者拔河之戲。疑郊民見龍宿禱雨所陳。源當日命名，意或取諸此。夫準經作繪，既勝於傅史失誣。而圖列民事，不忘執藝以諫，不猶愈於進諂之不經乎。既題長歌以辨之，並附識如右。己丑(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新正，御筆。”(見圖7)

圖7局部6

清代王杰等人編撰的《石渠寶笈續編》第五十三《寧壽宮藏(十)·歷朝名人書畫(二)》，不僅對董源《龍宿郊民圖》上的前人文字有錄，而且又補充記載[2]：明末張醜《清河書畫舫》[3]、顧復《平生壯觀》[4]及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5]​​，對此皆有著錄，但都“不詳其義”。 其中張醜認為此圖系“進呈本”，所繪應是“宋太祖登極事”，堪稱“大奇大奇”[1]，這個觀點亦遭到後人質疑，因為史載宋太祖趙​​匡胤未曾親自率兵攻打南唐王朝都城江寧(今江蘇南京)，故此畫不可能為當時南唐國進貢大宋的珍品。 乾隆皇帝觀賞後認為，這是“(南唐)郊民見龍宿祈雨所陳”。 又據清人歐陽玄《圭齋集》等文獻記載，“元人習用龍袖嬌民語”。 比較“龍繡交鳴”“龍宿郊民”兩者諧音均較相近，可見因為音同字異之類的差別，該圖軸之名稱難免見仁見智了。

其實關於“龍袖驕民”之語，明人亦有記述。 明末南京學者顧起元《客座贅語》記載：“留都(注：指今江蘇南京)地在輦轂，有​​昔人龍袖驕民之風……”[6]近代學者沈曾植在《海日樓札叢》中，則依據南宋周密《武林舊事》、元曲《公孫汗衫記》等文獻記載，推測認為該圖應名《籠袖驕民圖》[7]。

現代學者、書畫鑑定家啟功在綜合前人典籍、歷代都城所在地域風貌等基礎之上，對此進一步地進行了梳理分析。 他在《董元(源)<龍袖驕民圖>》一文中關於昔人“籠(或'龍')袖驕(或'嬌')民”之意認為：“所謂'龍袖'者，猶'天子腳下'、'輦轂之下'之義；所謂'驕民'者，猶'幸福之民'、'驕養之民'之義。'龍'字加竹頭作'籠'者，殆從嬌媚之義著想。且口語易訛，用字不定耳……可知元人之語，實指太平時代、首都居住、生活幸福之民耳。”啟功綜合審視該圖軸後繼續寫道：“其名為'籠袖驕民'，蓋無疑義。董其昌題，或為傳聞之誤。亦或因不解其意，改字從雅，而又曲為之說者。至此圖名何時所起？其為作畫時之原名，抑為後人所命，則不可知矣。惟既可知其圖名口耳相傳已久，則非明代某一藏家偶然杜撰者可比。縱非作畫時之原名，殆亦宋元舊傳者焉”；另從該圖所繪自然地理風貌特徵來看，如果認為所繪乃北宋京師汴京(今河南開封)的山水風貌，則明顯與中原之地景況不相吻合。 而符合這個條件的都城，大概只有南唐都城江寧(今江蘇南京)和南宋都城杭州了。 但是因為在南宋名家的丹青遺跡中，尚未見到有人繪製過該類風格圖式的畫作，“傳為南唐董元(源)之筆，殆非無故”；該圖軸所反映的最可能就是南唐時期天子所居之地江寧(今江蘇南京)郊野的旖旎風光和“節日嬉娛之景”，由於該畫中繪有“丹紅夾葉樹”，故“乃秋日景物”，不可能是反映端午節情形，從而亦間接地否定了之前有人認為這是描寫元宵節(注：因為該畫面中存在人們張燈、歡樂之景，與“元宵”節景況相契合)或春日社稷時的場景。 [8]

由於啟功在文獻學、考據學等基礎上引經據典，做出了較為合理的解釋，因此該說法較為現今一些專家學者所認可。 不過在此尚值得補充一點的是，還有的研究者認為，我國古代因有“春社”“秋社”習俗，該圖軸若寫“秋社”之景，並非沒有可能。 雖然該“秋社”與“龍袖驕民”是否有關？尚有待進一步地考證。

筆者綜上所述以為：包括啟功先生在內的這些學術論證，只是解析了其中部分疑惑，尚未完全澄清人們對南唐董源是否為該畫作者等問題的所有疑慮：為何包括宋代《宣和畫譜》等在內的明季以前典籍文獻中，迄今為止尚未發現存有與此相關的史載痕跡？ 這會否是明代以前某位丹青高手模仿董源的畫風所為、後來又被別人妄加作者為董源、畫名亦為上述所謂的那樣呢？……其實這樣的推測結果，同樣也不可能完全地被排除在外。 因為綜觀整個中華文明史，有關專家從文獻及版本學角度初步估算：前人著述的歷史典籍版本(注：以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之前刊行的為界)至少在25萬種以上，然而由於歷代戰亂、保管不善，以及歷朝統治者出於自身需要採取強制禁書、銷毀典籍等諸種原因，有的學者估算認為現存古籍版本大約在11至15萬種左右，基本上都散落於海內外公私典藏機構及個人手中。 但因“版本”的釋義主要指同一種書籍因為編輯、傳抄、刊行、印刷、裝訂等不同而產生的不同本子，如果再撇除其中不同年代刊行、但是內容相同的同類典籍版本數量，實際上不同內容的存世古籍數量大概不超過10萬種(注：一說為“8萬餘種左右”)，其中包括經、史、子、集、叢等類別的典籍文獻，內容涵括了天、地、人、自然與社會等各個方面。 源遠流長的中國歷史文化，也正是由史籍文獻、舊物遺存、考古發現等文明碎片的信息承載而構成的，如今人們所能知曉的也僅僅是整個歷史長河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內容罷了！ 雖然盡可能地複原歷史的本來面目、解釋歷史真像等產生的原因與結果、並為今後總結經驗教訓等，始終為歷史學家所應承擔的重任，然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眾多歷史謎團迄今依然無法得到比較科學、合理的詮釋。

由此來看，關於南唐董源《龍宿郊民圖》的來龍去脈謎底，似乎並未完全徹底地予以解開，最終研究結果看來還得寄希望於未來了！

【註釋】：

[1]參見明代詹景鳳《東圖玄覽編》，北平故宮博物院1947年刊行。

[2]參見清代王杰等撰《石渠寶笈續編》第五十三《寧壽宮藏(十)·歷朝名人書畫(二)》，引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446冊，海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40至142頁。

[3]參見明末張醜《清河書畫舫》鎦字號第六《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290頁。

[4]參見清初顧復《平生壯觀》六卷。 引自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6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頁。

[5]參見清初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十一，引自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9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年版，第667頁。

[6]參見明代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二《民利》，明代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刻本。

[7]參見近代沈曾植《海日樓叢刊》卷三《董源<籠袖驕民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頁。

[8]參見現代啟功《董元(源)<龍袖驕民圖>》，引自《啟功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74至178頁。